鑫鑫娱乐手机官网,重磅:李可染曾揭发潘天寿

2019-12-23 21:15:06 

鑫鑫娱乐手机官网,重磅:李可染曾揭发潘天寿

鑫鑫娱乐手机官网,今天这篇文章起因是一份手稿,手稿内容涉及到两位当事人,他们是中国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李可染和潘天寿。

李可染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山水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72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晚年用笔趋于老辣。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

代表画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代表画集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等。

李可染 《万山红遍》1964年

潘天寿(1897—1971),字大颐,自署阿寿 、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

潘天寿

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天寿

著名画家潘天寿比李可染年长十岁,一个是当时国立艺专的校长,一个是当时国立艺专的老师。他们有着职业相似、经历相似,也有相似的不幸和相似的贡献。两位大师都为中国画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日,小编在西泠印社春拍《中国首届国画画稿专场》图录中读到587号拍品《我在重庆艺专的情况和有关潘天寿的问题》和《关于三厂改组及以后的情况书面交待》这两个手稿,为著名画家李可染于1968年2月亲笔所写。在长达5页的书面材料中李可染揭发潘天寿1943年至1945年在重庆任国立艺专校长时的问题,其中重点言及时任校长的潘天寿“同教育部长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关系密切……与搞民主运动的同学斗争尖锐”等行为。

李可染在这封揭发材料里这样写到:

“潘到校后飞扬跋扈……潘同伪教育部长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有关系,陈的老婆是潘天寿上海美专时代的学生,听说潘做校长,就是陈立夫的关系……“

“潘天寿曾搬陈立夫到学校讲话,镇压同学的进步运动……”

“潘天寿站在三青团学生一边,在校制造白色恐怖……”

”这分明是否定在我们新社会里人物画的重要性,而与花鸟画争地盘,对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政策作了极大的歪曲……”

“……”

引起轩然大坡的,无非是李可染在这件交代材料里写出的这些话,而这些话在那个年代,虽然未必足以证明给已经被批斗中的潘天寿带来更多灾难,但被有心之人大加利用,是避免不了的。

这两个重要的亲笔手稿由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征集而得,并于 6月25日在杭州世贸中心公开亮相、拍卖。这件手稿共5页,估价3-5万元。据预测,极有可能创造李可染书法作品的最高纪录。

李可染 风满楼

看后,很多人认为这是李可染人生中大大的一个污点,是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如果这是一个毫无名气的画家写的揭发一个同样毫无名气的画家的材料呢,估计我们很多人也就是看看,呵呵一下而已。

李可染 牧牛图

在那个人鬼不分的时代,老师揭发校长,学生揭发老师,儿女揭发亲生父母的残例,数不胜数。到了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时候,就难免会人人互害。像沈从文、傅雷等人那样还能保持真正独立人格的文化名人又有多少呢?

胡风案中,写文章揭发、诬陷胡风的文化名人,多得数不过来,在今天都还是鼎鼎大名,倍受尊崇。

如果有一天,那个时代的档案得以正常解密,公诸于世,不敢想像,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有时候,你接受或者崇拜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缺点,他人格中的缺陷,他那么不光彩的一面,你也得接受,虽然未必认可,但你接受的是他的真实,是真实的他,这比什么都重要。

但,正是通过这些人真实的一面,才让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时代,这个真实有时虽然残酷无比。

潘天寿 梅花

相关链接

力虹:一代大师的痛与恨──怀念潘天寿先生

潘天寿先生

去年到宁海县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诗友,这里是徐霞客写下他的第一篇著名《游记》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乡。在游览了新开辟的“浙东小三峡”之后,我们路过县城的市中心已是华行初上,只见一个现代风格的偌大广场展现在眼前,让这个小小的县城顿时气派了不少。朋友告诉我,这是新建的“潘天寿文化广场”。

看来,潘天寿家乡的人们终于觉得有必要拉这位艺术大师来装点门面了。不知道宁海人还记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寿被从杭州押回家乡游斗时,乡亲们是用怎样的残忍方式,让他受够了凌辱?这位画如其人的铁骨铮铮的艺术大师对浙江美院红卫兵造反派的抄、烧、批、斗,似乎尚能倔强地承受,但父老乡亲的无情践踏,却击毁了他内心的最后一道堤坝。

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寿捡了一张香烟纸,在烟纸背面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从此病情急速加剧,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寿文化广场”有多么的富丽堂皇,大师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北乡一个名叫“冠庄”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父亲敦厚朴实,被人尊为“达品公”,母亲周氏聪敏贤达,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产,但因世道不顺,家境渐趋困顿。自童年起,潘天寿就开始帮家里砍柴放牛。冠庄西山有一座青葱的雷婆头峰,是他与小同伴常去樵牧与戏耍的地方。潘天寿晚年自号“雷婆头峰寿者”,其中寄寓了他对家乡的美好记忆。

在村里的私塾和县城的正学小学里,他的艺术天赋已如雨后新芽,显露无遗。1915年秋,潘天寿说服父亲,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是当时省内最高学府,吸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及思想,对社会上各种先进思潮相迎不拒,学校里的思想非常活跃。从上海聘来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达,人格高洁,为潘天寿深深折服。

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寿想追随而去,但被李师打消了念头。直至晚年,李师所赠的一副对联仍悬挂在他的书房:“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实在难办想象,如果这位后来的艺术大师当时果真遁入空门,将是怎样的一番景状!

五四运动爆发,一师马上成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唤醒了少年潘天寿的爱国心。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感到自已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种艺术良知,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中国国画艺术卓绝奋斗的精神动力。

吴昌硕

潘天寿27岁那年来到上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龄的海派大师吴昌硕,并成了忘年至交。吴昌硕亲切地叫他为“阿寿”,还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吴昌硕给潘天寿的诗文书画予以毫不掩饰的好评,表示出特别的器重,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

接下来,年轻的潘天寿一面在上海美专授课,一面写作《中国绘画史》,作为美专的教材。同时深入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上海五年,为潘天寿打开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又在对古代传统和吴氏画风的揣摩与实践中,独立自省,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

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在杭州成立,请已成大名的潘天寿回浙出任教授。此后直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稳定的一段日子。潘天寿刚到国立艺术院的时候,国画系只他一人,于是他包揽了所有的课程,直到李苦禅加入。为了捍卫中国画的独立性,他对校长林风眠所主张的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始终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观点,并认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艺术梦。1937年10月,日军进逼杭州,艺专开始向后方撤退,潘天寿随之西行去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新校址。这时,校长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从此国画专业课时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得以加强。这期间,他曾因家事请假回乡二年,在故乡大量作画,并编写了《中国画院考》,整理了诗集《听天阁诗存》。而他离开了两年的艺专,此时已处于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乱中,潘天寿无奈地出任了校长。

像当年浙一师的恩师李叔同一样,潘天寿信奉身教重于言传,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师生,同时他锐意整顿校务,力图振兴艺专。他不搞派系,对持不同艺术观的教授都以礼相聘,还专门派人请回林风眠来校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返杭州,10月开始正式上课。八年流离的生活至此结束,潘天寿也厌倦了纷繁的校务,于是辞去了校长之职。

1949年 ,中国画与西画又合并成绘画系。潘天寿试图为“革命文艺”付出努力。他随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创作了一些宣传画似的作品。但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寿被排除在教学工作外,像沈从文一样,只让他“整理民族艺术遗产。”后来“民族虚无主义”遭到批判,潘天寿获得“重视”,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协筹委会主任,继而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不久,大跃进运动袭来,艺术界也不能例外,师生下乡大炼钢铁。潘天寿对这一切忧心忡忡,但还是冷静地画着自己的画,以排谴郁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后,1959年月潘天寿出任院长,中国画系学生的文学课也大幅度增加,教师们还定期举行中国画展。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意见,得到采纳。文革前的五、六年时间里,浙江美院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画教学的翘楚。1964年,久未归乡的潘天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乡宁海视察,受到的热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都强制怨恨,默默承认。他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是无法预期和无法控诉的。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友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复的受刑台。

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紧接着就发生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他在写下那首绝命诗后从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